廖家明：一位50后的自編簡傳（連載11）

激揚文字 · 發(fā)表于 2025-8-3 07: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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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中紀事（1973年9月1日—1978年3月14日）（上）

1973年8月30日，接河鋪區(qū)教育組通知，我被調往河鋪中學工作。河鋪中學始建于解放前，原是一所初中，因地處雙鳳坳，早先稱為雙鳳坳中學，文革前縣教育局將其排名為羅田縣第五中學，簡稱五中，文革后期隨大勢初中升格辦高中而成為河鋪區(qū)直屬完中，遂取區(qū)名改稱河鋪中學。由于原來是初中，校園環(huán)境遠比原為小學的簰形地中學要好得多。學校建筑絕大部分都是青磚砌的灰瓦平房，門窗油漆成棕色，窗戶均裝有玻璃，室內都裝有天花板和電燈；學校環(huán)境優(yōu)美，四周楊柳樹高大挺拔，一棵接一棵，整個學校籠罩在綠蔭叢中。校園因地勢分為四個單元：進校門一個大操場，操場北側往里接連依次建有 3 棟平房，緊靠操場一棟系老師宿舍和學校會議室，后兩棟每棟三間教室。東側山嘴上是一片凹字形平房，院內種有花卉和蔬菜，凹口十幾級約兩米寬臺階對著操場邊老師宿舍內走廊，臺階兩邊有兩級菜地；凹字形院落東面是教職工食堂，南北兩面各為 3 間教室的建筑規(guī)模，除用作教室、儀器室和女生宿舍外，學校領導大多也住在這里。男生宿舍在凹字形平房北面，是一座南北朝向的四合院，地勢比凹字形平房高出近 3 米，是學校的最高點，其東面與河鋪區(qū)教育組辦公所在地雙鳳坳小學一墻之隔；前面進大門兩邊住老師，后面三大間和西邊四大間則全是男生宿舍。學生食堂和大禮堂在操場西面，與操場隔著一條機耕路，食堂門前是一口水塘，全校師生都在那里洗衣服。

當時河鋪中學領導班子和教師隊伍都比較強，幾乎與縣一中不差上下。學校領導層由校長胡建文、副校長鄂漢坤、教導主任汪云洋、教導副主任徐春華（具體負責校辦工廠）、政教主任張幼華、總務主任汪明德和貧下中農管校代表郭先成等7人組成，都有很強的工作能力，其中汪云洋曾任縣一中教導主任多年，系羅田縣教育界名人、解放初期社會公認的全縣“三個半”知識分子之一，社會影響最大。大約1975年下半年胡建文校長調回家鄉(xiāng)麻城縣乘馬中學任校長，鄂漢坤接任校長。剛調入學校時，除前述領導和炊事員外，學校共有教師26人，即語文曾慶年、周青云、朱慶方、廖植民、孫豫安、楊能求、方光明、潘新惠，數學何光明、肖錦如、林曙、文柏林、龔意華、周小蘇，英語廖家明，物理柯善全、龔慶云，化學曾向東、肖桂華，農技王衍青，體育陳佐一、吳中南，音樂萬慕華、周有才，校醫(yī)鮑文賢，后勤事務丁玉峰，后來幾年相繼調走陳佐一、王衍青、萬慕華、周有才、曾慶年和方光明等人，調來語文教師何之剛、數學教師周玉蓉、物理教師肖志生、英語教師楊淑儀、音樂教師廖祥文、體育教師彭祚輝。1977年恢復高考，我考上大學率先離開學校，接著汪云洋、潘新惠、何光明、柯善全、周玉蓉、曾獻東等人相繼被調往縣一中充實力量，其中汪云洋先擔任一中教導主任，后接任一中校長多年；張幼華調到縣城關鎮(zhèn)擔任教育組長；鄂漢坤、周小蘇、楊能球3人先后被提拔為區(qū)教育組組長；吳中南、彭祚輝、廖祥文和龔意華等人分別調任簰形地、八迪河、廖家坳和平湖等片區(qū)教育負責人。

在我之前，該校英語教師朱宏畢業(yè)于武漢外語�？茖W校英語專業(yè)，系當時全縣少有的科班出身英語教師之一，在暑假全縣教師調整中被調到天堂區(qū)大地坳公社中學。對于我這個短訓班出身、時年僅21歲的小青年來說，能從偏僻的公社中學調到區(qū)直高中，接手原由英語大專畢業(yè)生承擔的英語教學工作，這不僅僅是工作單位級別層次的提升，而且也意味著在領導眼里我的教學能力至少已經達到前任老師的水平。聽到“上調”的消息，心里不僅僅只是驚喜，也更加強化了自己一向認定的只要堅持刻苦學習、勤奮工作，就一定能夠在學習和工作中出人頭地的信念。正是因為有這一信念的支撐，在河鋪中學的五年中，我一直是激情滿懷、躊躇滿志地對待工作和學習，無論領導安排什么工作，從來都是將其作為鍛煉自己、表現自己的機會來對待，竭盡全力做到最好；同時繼續(xù)堅持自學，以閱讀和記憶為樂趣，利用一切時間和機會提升自己的學識水平和業(yè)務能力。

調入河鋪中學時正值文革后期各級各類學校重新重視教育質量的鼎盛時期，新學期一開始學校教學工作就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當時學校共有7個教學班，其中高二2個班、高一3個班、初二和初一各1個班，4個層次的英語課全由我一人承擔。那段時間早上輔導朝讀，白天多班上課，晚上批改作業(yè)，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幸好在重視教育質量的宏觀環(huán)境下，學校和學生都把英語作為主課對待，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比較濃，每天早上朝讀時學生讀英語的書聲瑯瑯。可是沒過多久，形勢驟然發(fā)生巨變，報刊電臺相繼報道黃帥和張玉勤兩起事件，對英語教學造成巨大沖擊。黃帥是北京市中關村小學五年級學生，因按老師要求寫心里話對老師提意見受到批評給《北京日報》寫信反映委屈。出于政治需要，《北京日報》將其日記摘編，于1973 年12月12日加編者按公開發(fā)表；12月2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全文轉載，幾天之內黃帥就成為全國家喻戶曉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闖將”。張玉勤是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初中二年級學生，1973年7月10日在期末英語考卷背面寫上順口溜“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會 ABC，也當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受到老師和學校領導批評后跳水自盡。1974年1月31日中央下發(fā)中發(fā) [1974]5號文件，把這件事稱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復辟”的典型，要求各地檢查有無類似情況。隨著這兩個典型鋪天蓋地的宣傳，全國中小學迅速掀起“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運動。根據當時嚴峻的政治形勢，1974年春季開學時學校決定從該學期起全部取消英語課。

英語課停開后，1974 年上半年學校安排我改教初二語文并擔任班主任，教導主任汪云洋的兒子汪劍天和我二弟廖五一都在這個班。班主任和語文老師對學生成長具有重要意義，安排我擔任該班班主任和語文老師，可見汪云洋主任對我的信任。下半年該班升入高中，我又回頭擔任初一（2）班語文老師和班主任。一年的語文教學證明，總算沒有辜負學校領導和作為家長的汪云洋主任的信任，無論閱讀教學還是作文教學都受到學生歡迎。我僅在剛進校時在教師宿舍西頭與王衍青老師在一個房間共住過一學期，之后就一直住在東頭汪云洋和潘新惠夫婦隔壁，我刻苦鉆研、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他們都看在眼里，他倆看我的眼光時常流露出贊許和欣賞，讓我感受到一種長輩的慈祥和親切，激勵著我更加勤奮地對待工作和學習。隨著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運動深入發(fā)展，按照縣教育局要求，學校更加注重貫徹落實毛澤東“五七指示”，將高中學生分為農技班、機電班、農醫(yī)班等專業(yè)班教授農村實用技術，初中則普遍開設農業(yè)基礎知識課程，并辟有為農基教學服務的學校農場�？赡苁强吹轿矣山逃⒄Z轉教語文轉型快且成效比較突出的緣故，1975 年春節(jié)后學校又安排我改行教農業(yè)基礎知識課，并負責農業(yè)試驗和農場管理。當時全縣農村正大力推廣普及腐殖酸類肥料和早稻溫室育秧技術，新學期一開始我就全身心投入這兩項技術的教學和試驗，并為學校旁邊的生產小隊開展早稻溫室育秧提供技術指導。那段時間，我每天穿梭于學校農場和教室之間，很快就在教育為農業(yè)生產服務上取得較為突出的成績。當年5月，縣里召開全縣推廣普及腐殖酸類肥料和早稻溫室育秧技術現場會，學校被列為該會的一個參觀點，受到與會人員的一致好評；會后又按照上級要求于6月下旬以河鋪中學農業(yè)組的名義就此向縣農業(yè)局和教育局上報典型經驗材料。后來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武漢大學朱英國老師當時正在沔陽排湖農場主持試驗雜交水稻，他與我堂兄楚齊哥小學同學，我通過堂兄與其熟識。聽說我改行教農基，朱寫信建議我也從事雜交水稻試驗，邀請暑假去該農場實習培訓。經過20多天現場學習和實踐，基本了解和掌握了雜交水稻“三系”育種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回校后于1976 年春季開始在新昌河畔學校農場進行試驗并取得成功。當時水稻“三系”雜交育種尚處于初試階段，全國只有湖南的袁隆平和武大的朱英國兩個科研團隊從事此項研究。得知河鋪中學開展水稻“三系”育種初步取得成功，1976年10月縣科委余國東主任特邀我到縣招待所給全縣農技員講課，介紹雜交水稻“三系”育種方法和試驗經驗。粉碎“四人幫”后，學校重新走上重視教學質量的軌道，從1977年春季起全面廢除專業(yè)班教學模式，完全恢復傳統教學體系，英語作為主要課程重新普遍進入課堂，至此才又干起了英語教學本行。

在河鋪中學的五年，學校領導不僅在教學上給我壓擔子，而且在政治上對我十分關心和信任。調入學校不久就被任命為學校團委副書記，協助團委書記張幼華老師主持學校共青團工作，同時兼任教師團支部書記。一般來講，調入新單位入黨至少得有一年以上的考察期，而我到校工作不到4個月，學校黨支部書記胡建文校長就安排楊能求、吳中南兩位老師作為我的入黨介紹人，并于 1973 年 12 月 28 日經中共河鋪區(qū)委批準正式吸收我入黨。1974 年9月團縣委召開全縣共青團代表大會，受學校委派代表學校團委參加會議，并在河鋪區(qū)代表團會議上做典型發(fā)言。1976年上半年，為推動“反擊右傾翻案風”深入發(fā)展，按區(qū)委要求學校選派我參加縣委宣傳部組織的理論宣講員培訓班，培訓結束后深入到區(qū)機械廠等區(qū)直企業(yè)向職工宣講無產階級繼續(xù)革命理論。那年代學校經常召開師生大會批判“反動人物”或“反動觀點”，幾乎每次全校性大批判會議我都被作為教師代表安排在大會上發(fā)言。至今還記得：剛調到學校不到 2 個月，就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批判林彪的“天才史觀”； 1975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多次在河鋪區(qū)直機關大會和全校師生大會上發(fā)言批判“孔孟之道”； 1976 年 4 月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批判“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攻擊教育革命的“奇談怪論”；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又作為教師代表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做表態(tài)性發(fā)言，擁護黨中央果斷粉碎“四人幫”，擁護華國鋒擔任黨中央和軍委主席。雖然現在看來當時批判發(fā)言的內容顯得十分荒謬可笑，但這些大會發(fā)言確實為我提高寫作能力和演講水平提供了極好的鍛煉機會。

文革期間流傳甚廣的一句話就是“知識越多越反動”，或因受此影響，當時學校對教師提高知識素質和業(yè)務能力從未提出過要求，故業(yè)余時間一些老師除周末回家?guī)兔ψ鲛r活外，在校課余時間則偶爾有的聚在一起打打撲克，有的則拿著鳥銃到山上打兔子和果子貍或到河里捕魚改善生活。雖然正處于好玩的年齡，對打牌、打獵和釣魚自己卻沒有絲毫興趣，從不參與其中，而是把業(yè)余時間幾乎全部用在自學上。剛到河鋪中學不久，大約是1973年9月中下旬，華中師范學院舉辦的中學教師函授班開始招生，我即報名參加語文函授（僅有語文、數學、物理 3 個專業(yè)），歷時 3 年于 1975 年 8 月完成學業(yè)。同時，繼續(xù)堅持自修英語，每天早上要么朗讀《靈格風英語》等英語教程，要么收聽電臺英語教學節(jié)目；晚上則主要是精讀英語教程課文，熟記單詞，弄清句式結構，或研讀英語語法書籍。傳統英語教學注重對句子進行語法分析，而那時羅田全縣新華書店都沒有英語語法書籍出售。為了系統學習英語語法，特從剛畢業(yè)于黃岡師范的高世松老師處借來張道真《實用英語語法》，花一個學期的業(yè)余時間把該書抄寫一遍，時常抄到凌晨1點才睡覺。沒想到抄書這個“蠢辦法”還很管用，不僅迫使自己扎扎實實地看完了全書，而且有效增強了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和記憶，為后來高考取得英語高分打下了基礎。
特別是這期間利用開展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運動的機會自學古典文學作品收獲頗大。為配合批林批孔和評法批儒運動，當時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接連刊登一些儒法兩家的作品和觀點，華師語文函授教學也集中選學一些儒法作品。余自幼喜愛古典文學，但此前古典文學卻一直被當做 “封建糟粕”對待，學習古文古詩亦會受到批判。如今中央發(fā)文要求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黨報黨刊還刊登大量儒法作品供研究批判，我覺得這是自己學習古文古詩的極好時機，于是趁機按照運動要求認真閱讀《法家著作選讀》等推薦書目，并在夏長福等函授老師指導下精讀不少儒法兩家著名文選篇章，其中至今印象比較深的有荀子的《勸學篇》、柳宗元的《封建論》、賈誼的《過秦論》和商鞅的《商君書》等全文或部分章節(jié)。與此同時，把欣賞古典詩詞作為樂趣和任務，規(guī)定自己背誦詩詞不得少于 300 首，除全部背誦《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刊登的儒法兩家詩詞作品外，還找來《唐詩三百首》和《唐宋名家詞賞析》等詩詞集誦讀，學一首背一首，當時粗略統計可以背誦古典詩詞接近400首。那時也正是魯迅被吹得大紅大紫的時期，什么“文化新軍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等等，毛澤東對魯迅的這些評價為全國人民耳熟能詳。當時之所以這么高調地宣傳魯迅，目的就是要人們發(fā)揚魯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大力反擊右傾翻案風，堅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方面是組織要求和教學需要，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愛好和興趣，在此期間集中閱讀了大量魯迅著作，包括其全部小說集、部分雜文集、散文集及其學術專著《中國小說史略》等。大量閱讀魯迅作品帶來的直接好處是，不僅整體上駕馭語言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寫批判文章更多了一些尖刻和辛辣，“火藥味”更濃一些，戰(zhàn)斗性更強一些，我想這恐怕就是只要召開批判會學校領導就安排我發(fā)言的一個重要原因。